台灣「反服貿運動」十思（王睿）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3月30日聲明：「我們已經攜手寫下了歷史」（網路圖片）

文／王睿

以318學運為前鋒的台灣反服貿運動，熱鬧多日；不論是否能如「我們已經寫下歷史」所願，這場風潮啟動台灣社會對既有體制與認知的再思考，具有正面意義。

首先，生產、貿易和金融全球化的無可避免。反服貿運動本身就是對全球化的反應，儘管對於資本流、貿易流和移工流的超速發展，所造成金融投機、資源耗竭、環境惡化、貧富極端、剝削加劇等負面影響和討論，在這次運動中相對被忽視與排除。

其次，不統不獨論的過渡性。如果台灣沒有拒絕全球化的底氣，318反服貿就只是脫離經濟解釋的政治運動。反中成為島內政治動員的令旗，說明馬政府不統不獨式的兩岸和平發展，只能作為一種政治過渡，而無法滿足島內的政經需求。只經不政，或經中政美，比批評北京的「打左燈，向右轉」還不現實。

其三，美國的影響力。冷戰時期，台灣封閉在美日台三角貿易格局內的代工產業，政治上奉行反共保守主義；30年多來，全球局勢變遷，中美積極尋求新型大國關係的建立，美方甚有「棄台」的戰略思考，唯台灣仍延續自反共異化而來的反中保守主義。但美國官方與商界無意支持台灣反服貿，318政治運動站到美國利益的全球化對立面去，只能是島內權力重組的工具，而毫無影響外部格局的可能。

其四，兩岸問題的支配性。每至選舉逼近，作為政治工具的統獨議題發燒，已是台灣週期性的病灶，台灣社會的經濟民生因之內耗衰頹。2300萬台灣人決定論可以是民粹激素，但已在藍綠輪莊拜美親日的體制實踐中破產。不由自主的台灣，民主改革是空話。根治之道，是國家定位的良性解決；這種解決，繫於兩岸政治安排的合情合理。318反服貿的影響，可能延滯這種解決的實現，卻無助於這種現實的解決，儘管將付出得不償失的代價。

其五，公民運動的工具性。「公民不服從」成為民主聖經以後，善男信女在內部製造不服從的對象，「民主」成為台灣社會處處都是燃點的口實。藝人、文人、學人、路人、……任何人無論服貿所謂，皆可透過這場群眾運動各取所需、自抬身價。代議民主服從街頭立法，或收割公民運動以為政爭資本，使得已自製獨裁、貪腐、失能領導的票決民主進一步殘廢，也使得島內公民運動走向政治對立的從屬。

其六，民主非萬能，憲政危機來自濫用民主。西方民主是個非萬能的好東西，它未必有效解決民生經濟問題，更不會凌駕國家定位之上。可台灣拿它當經濟藥方，當統獨尺度，自無寧日。若兩院處理318學運的標準不一，將自曝憲政危機。但毋怪學生攻佔兩院，毋怪關說案主角收成學運資本，這是場對藍綠兩黨灌輸仇共反中意識形態的歷史回報。

其七，新聞媒體的片面性。大多數新聞媒體為反服貿運動擾嚷終日、猛搏版面，彷彿全台灣只剩這件絲毫影響不到全球運動的事。習近平與荷、法、德、比四國簽署120多項合作協議，強化中歐戰略夥伴關係之外；歐盟支持北京加入服貿協定談判，大陸將參與並影響全球新文明秩序的建立。朴槿惠在海牙、在柏林明槍暗箭批判日本政府文過飾非，並以兩德統一為借鏡，懷抱統一朝鮮半島的前景。島內媒體壯大反服貿聲勢的同時，卻做小台灣人的視野和位置。

其八，教改政策的遺害。小資幸福的幻滅，要質問20多年來的教改。台灣青年學歷貶值，起自上世紀末不顧人口限制與產業結構的廣設大學與多元入學政策，這和「中國入侵」無關。用反服貿解氣，卻放過始作俑者，錯過對媚俗政治的反思，正說明自攬民主悲壯的虛無。

其九，世代鴻溝與中國斷層。張安樂怒斥318學運成員「數典忘祖」、「不配當中國人」等語，是「仗義每從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式的指責。但這批學生是成長於台灣「去中國化」教改的世代，他們腦海裡裝填著權利神聖、理性絕對、反威權論述等西方話語和想像；張安樂的民族倫理平台，並不存在他們的智識與情感中，他們存有的是島內當局營造的中國恐懼與殖民懷戀。

其十，網路文明秩序的重建。對虛擬世界訊息的病態倚賴，是對實體世界沮喪無力與自身情思空洞惰性的反映。外媒見識到這回反服貿風潮裡，島內網客的思維和用語下流，迥然不像「台灣最美麗的風景是人」，這是此間的政治人格殘缺使然。但網路既然是不可或缺的時代平台，則如果台灣仍然美麗，如果自己的人格能超克台灣的政治殘缺，那些有禮有節的表面印象應落實在網路世界，這是台灣正需要的公民自新運動。

反服貿風潮中，有人發公開信，用「恨意會淹漫妳們家的每一個成員」、「嫁給馬英九是妳的不幸」來搗鼓周美青離婚；有人用「支那賤畜」和「皇民餘孽」來相互詆毀──如果這樣能救得了台灣，說明台灣的問題只需要低層次的思考。然而台灣不過如此嗎？學運退場後，人們的深思開始進場。

（本文原載《觀察者網》，2014年4月17日；作者提供原稿由本站台灣首發。）

太陽花，凋萎在國族想像的花架上（兩岸犇報）

文／《兩岸犇報》69期社評

一場矢言代表弱勢群體利益奪回兩岸政策主導權的太陽花運動，卻弔詭的在決策核心所急於否定的「政商壟斷集團」的奔走下落幕。當《兩岸協定監督條例》的立法承諾成為唯一的堅持，不管你的主張是反服貿、反黑箱、反自由貿易、反國家暴力，都毫無例外的被吸納進「反中國因素」的政治黑洞，連光線都逃不出來。網路上言之鑿鑿地「反服貿懶人包」，就如同「大規模毀滅武器」只不過是一種「政治說詞」；標榜審議民主的人民議會，只是圈內人自說自話的虛晃一招；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左翼脈絡，只能側身公廁搞搞「賤民論壇」作為花絮；伸張階級正義的「反跨海峽政商壟斷集團」，只不過是糊在牆上用來練練身手的標靶而已。

反服貿運動，導因於從1983年臺美貿易談判以來，台灣社會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支配下一連串的經濟後果。學生對於現狀的不滿，對於未來的不確定感，對於失業勞工、破產小農和小商品生產者的同情，恰恰成為太陽花運動廣泛動員的社會基礎。再加上，他們在認同問題上的混淆，是1997年以來李扁二人推行「去中國化」教育政策的客觀產物，他們從小就被教育「中國是外國」，而且還是一個時時想要併吞台灣的大國。因此，他們拒絕理解ECFA的本質，是在一個主權國家範圍內「兩個單獨關稅區間的經貿安排」，是建立在民族共同市場的基礎上互利互惠的措施。他們不反WTO，渴望FTA，呼籲加入自由化門檻極高的TPP，但只要涉及兩岸，他們就要學唐三藏，為「兩岸和平發展」這個孫悟空戴上緊箍咒。

《兩岸協定監督條例》的制定，表面上是「程序正義」的補強，實質上是「反中國因素」的法制化，而隱藏在背後的則是「公民民族主義」的國族想像。野百合世代的社運學者作為太陽花運動的啓蒙者和指導者，早在2006年通過〈715泛綠學者倒扁聲明〉就揭櫫了以「公民民族主義」取代「自決公投」作為台獨運動的實踐路徑。他們認為，現代民族國家必須透過官僚體制及其機構才得以制度化，並取得具體的表現形式，而現代公民必須透過對官僚體制及其代表機構的政治認同來換取公民權的普遍保證。因此，考察國家法權及其代表（凡舉司法、警察、貨幣、稅收、教育、兵役與社會福利等官僚機構）的神經末梢所涉及的領域和範圍，就是「公民民族主義」國家建構的領土與主權的範圍。所以，「1949年10月1日成立於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其法律和政府體系從未一刻有效的及於台灣。因此，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自1949年起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其主權範圍僅及於台、澎、金、馬。」

隱藏在太陽花運動背後的國族想像，嚴重的障礙了學生運動反思體制的進步思想和尋求階級結盟來改造社會的可能。學生作為一個社會群體，是一種在身份上俱有高度流動性的社會屬性，他既不是階級，也不是階層，更沒有它自身特殊的利益。這是學生運動的優點，讓它可以跳脫個人出身的限制，萌發要求人格獨立、自由平等、民主權利等公民意識，並通過集體的反抗來追求自我實現、社會改造的願望；但是它缺點也在於此。正因為缺乏社會經濟基礎，他們改造社會的主觀願望在歷史上經常落空，甚至讓歷史走到自己的對立面。因此，學生的社會參與有一定的從屬性，他必須依附在一個特定的階級或階層，將自身的利益與這個階級或階層的利益統一起來，從而透過這個階級或階層的解放來完成自身的解放。

可惜的是，「公民民族主義」作為太陽花運動思想基礎，其國族想像恰恰是建立在對官僚體制既矛盾又相互依存的關係上。通過「公民不合作運動」的抗爭，不可避免地要對現行官僚體系進行挑戰，並在群眾的壓力下逼使它實現制度上的屈從。但是，一旦群眾被煽起的熱情無法疏導，過激地打破了「中華民國」這個體制框架，那又將喪失「台灣實質獨立」這個政治綱領的歷史與法理上的根據。因此，運動者既挑戰體制又擁護體制，從而也就不敢對藍綠兩大資產階級政黨聯合壟斷島內政治進行批判，甚至進行階級性質的翻轉。表現在現象上，就是用佔領國家立法與行政機構這種准革命手段，卻要求《兩岸協定監督條例》儘速立法，將運動退回到維護「程序正義」的最低位階，就成為太陽花運動在不接地氣的情況下，唯一可能。

（本文轉載自《兩岸犇報》69期，2014年4月16日出刊）

◎延伸閱讀：藍博洲，〈親綠學者在馬場町吶喊什麼？〉（《聯合報》，2006年7月31日）

就台灣「學運」對大陸青年人說幾句心裡話（呂正惠）

呂正惠教授在「永不消失的驚雷：林書揚先生著述與實踐研討會」發言。

文／呂正惠（淡江大學中文系教授）

這一次發生在台灣的、極其荒誕與怪異的「學運」已經延續了相當時間。在這期間，我的一些學生多多少少有點茫然不解，有的人希望我能為他們做一些「開示」，有的人希望我像趙剛一樣，寫文章公開批判。我已在重慶大學客座，人不在台灣，沒有機會就近觀察。這不是我一直不願發言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十多年來，我不看台灣的報紙、電視、網絡，我不想浪費時間。這一次的事件證明我的行為的「明智」，我不想作聲。

最近幾天我到北京跟幾批朋友見面，暢敘舊誼，互問近訊。在閒聊之際，多少也涉及台灣的事。有人跟我說，網絡上大陸年輕人言辭激烈，台灣學生也反唇相譏，情緒的對立頗為嚴重，應該關心一下。

不久前我剛整理完台灣統派老前輩陳明忠先生的回憶錄，他今年85歲了，還在為統一問題苦心焦慮。我為這本回憶錄寫了序，這篇序是主要為大陸讀者而寫的，我希望他們更瞭解台灣。按原來的設想，書出之前一週，序才要上網，現在我決定在大陸先予發表。

陳明忠，1929年出生於台灣高雄。圖為其著作之一《中國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人間出版社）

我在序裡說，台灣問題是近代中國命運的一環。為了從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解放出來，中國人民已經奮鬥了一百多年。現在有人可能認為，中國強大了，我們已經完成歷史任務了。其實沒有。因為香港表面上已經回歸，但總有些人要製造麻煩，而台灣問題的解決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提上議事表，而這些都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殘跡」。這兩個「殘跡」指向近代中國的兩次恥辱性的敗戰，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也指向中國人在追求未來的過程中的一次不可避免的內戰，以及美國對中國內政的干涉。

我很希望怒氣衝衝的大陸年輕朋友從這個角度思考台灣問題。台灣問題內在於中國問題，如果關心國家，就要把關心台灣的歷史與前途作為這種關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愛國也需要理智，愛國行為是由一連串堅定的、不懈的努力所構成的。台灣的一些人已陷入歇斯底里之中，我們不要跟他們一樣。

「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伍逸豪）

國民黨「反共愛國」歌曲《莫等待》：「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網路圖片）

文／伍逸豪

由於在中國內戰中失利，敗逃到台灣的國民黨為確保統治正當性，並自甘為美國在太平洋西岸的反共圍中基地，過去國民黨在台灣將「國安」抬升到最高指導原則，開啟長達數十年的「保密防諜，人人有責」年代。從而，為數不少懷抱著社會主義與中國統一理想的台灣青年，被刑殺在馬場町，被棄葬在六張犁。

長期以來兩岸的分斷狀態，使得「反共」及其派生出來的「反中」意識形態至今壟斷台灣人民的思維。這次由「反服貿運動」所勾發而出的台灣社會集體情緒，可以說是反共反中意識形態的總爆發。就算佔領立法院的運動在星期四退場，但前述意識形態所結晶出來的力量已經完全躍上台灣的歷史舞台，成為未來影響台灣內外發展極為關鍵的因素。

一種令人憂心的「排他主義」從2008年的野草莓運動之後開始萌芽，及至2012年以「反旺中」為名的「反媒體壟斷」運動，再到今年的「反服貿運動」為止可說是臻於成熟。此處指涉的排他主義，不只是單純的反中抗中，還包括在台灣社會內部對於不同聲音與意見的排斥，從而在2,300萬島上居民不斷劃分你我，把持不同意見的人打入「賣台」的「敵人」陣營。只要不反服貿，只要不反旺中，只要談兩岸議題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被貼上「恐怖」的標籤，被歸為應該要打倒的敵人。

這次反服貿運動得以被肯定的，是暴露出台灣內部包括民主憲政、經濟、社會等各個方面的許多問題，而一般青年也開始認識到政治與經濟不可能天真地分開來看。但運動最大的問題在於，將台灣社會內部的問題不斷外部化，將所有的問題都推向「中國」，以「國安」的理由堅守一個何曾存在過的台灣烏托邦。例如，很多人認為服貿突顯出立法院或代議式民主的「憲政危機」，但將問題的癥結歸咎到「中國因素」上，從而就完全規避了這是藍綠兩黨的「共業」，包括現在備受批評的單一選區兩票制或是立委人數減半，不正是當年藍綠兩黨聯手通過的嗎？

領導這次運動的學者與學生，現在正力推民間版《兩岸協定監督條例》，「先立法再審查」似乎成為當前台灣社會的最高共識。姑且不論這個民間版監督條例的兩國論性質，條文本身仍充滿了白色恐怖「準國安法」的味道。例如第六條將「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納入規範，第八條及其說明又稱「致生損害於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人民對中華民國台澎金馬主權者」，以「以外患罪論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明顯的，這是一部趁反服貿勢頭為契機，目的在於指涉並牽制兩岸最終結束敵對狀態，並將「反共反中」合法化的法案。仇恨與對立被顛倒為和平，這真的是台灣在反服貿運動之後所共同追求的價值嗎？

從這部民間版監督條例回過頭來看運動本身，有人說這是場反體制運動，但事實上恰恰相反，運動的開展與留下的影響，反而是在鞏固並深化自1950年以降所主導台灣的親美反共反中體制。也有人說這是場世代鬥爭，沒有錯，這確實是一場世代鬥爭，當前的青年世代與前一個野百合學運世代完美且華麗的合體，共同對抗他們心目中那個反共反中反得不徹底、親美親得不徹底的舊世代。

換個角度說，這也不是一場世代鬥爭，因為青年世代對於中國的反感、厭惡、誤解（甚至揉雜著焦慮與緊張），不就是從國民黨戒嚴時代以「國安」為前提的反共總動員所一脈相承下來的嗎？看看他們「路過」中天電視台的場面，與戒嚴時代的警總與國民黨文工會動員的群眾有什麼兩樣？反服貿的青年高喊著「自己的國家自己救」，當年國民黨也有首「反共愛國」歌曲是這樣唱：「莫等待，莫依賴，敵人絕不會自己垮台……自己的國家自己救，自己的道路自己開！幹幹幹快快快，大家一起來，快把這力量幹起來！」

歷史不斷前進著，但我們又能從歷史之中汲取多少教訓？台灣世代之間反映出來的一致性與緊張性，就是台灣社會「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的最佳註腳。無論這場運動退場之後以什麼形式延續能量，我們所必須共同面對的就是：「小心匪諜就在你身邊」！

（經作者同意轉載原題原文；另題〈台灣出問題，都怪大陸？〉刊於《中國時報》，2014年4月11日，刊出時內文略有刪節。）

「反服貿，反自由貿易」？別再混淆不清了（許育嘉）

文／許育嘉

由團結工聯等17個團體提出的〈工會及工運團體支持「反服貿、反自由貿易」共同聲明〉一文（以下簡稱〈共同聲明〉），以及全關連〈關於「建議勞權會退出五一平台」的備忘錄〉一文（以下簡稱〈備忘錄〉），皆不斷誤讀勞權會〈工會團體呼籲「儘快結束立院失序、早日落實服貿協議」十點聲明〉（以下簡稱〈十點聲明〉）中「涓滴效應」的意見。關於馬政府提出的「涓滴效應」，勞權會〈十點聲明〉中強調「成效有限」、「為何工人無法獲得應有的勞動成果」，並提出雖顯粗略但卻具體的階段性工人運動方案。本文不想浪費唇舌在這種誤讀的反駁上面，只想針對「服貿」和「自由貿易」的異同跟關心工人運動的朋友進行理性的、非誤讀的討論。

包含〈共同聲明〉和〈備忘錄〉兩份文件在內，一再強調「反服貿協定」必須放在「反自由貿易協定」的架構來進行，也就是說，兩份文件都把「服貿協定」視為某種「自由貿易協定」。所以，為了維護工人的利益，必須反對包括服貿協定在內的一切自由貿易協定。〈備忘錄〉甚至還以此指控勞權會「在反服貿、反自由貿易協定議題上搖擺不定」，「未從工人階級立場出發」。事實上，這樣的指控要成立，首先要被指明或辨別的是「兩岸服貿協定」和所謂的「自由貿易協定」之間在哪個面向上具有共同性，而兩者之間是否也存在差異性？不過可惜的是，無論是〈共同聲明〉，還是〈備忘錄〉中都沒有明確的為我們辨明兩者的異同，對兩者的關係更是含糊其辭，讓人誤以為是同一回事。

全關連在〈備忘錄〉中曾提到五一平台會議中的一個細節，即勞權會曾經試圖提出以「反新自由主義」代替「反自由貿易」，本來是藉此釐清「服貿」和「自由貿易」異同的契機，可惜這個在現實生活中具體可感，且深深影響著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卻被說成「抽象」的概念而遭到否棄。以美國為首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台灣被迫開放農產品進口衝擊小農經濟；台幣被迫對美元升值造成產業外移，藍領勞動者的就業受到排擠；被迫移動的兩百多萬台商、台幹的境外消費，影響零售流通業店家老闆的生計。這是台灣經濟停滯二十年的主要原因，而一切的後果則都落在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和受僱勞動者家庭身上。所以，據我所知勞權會向來都是反對以抹除一切地緣政治關係，以服務於美元霸權體系，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安排。

那麼，我們該怎麼看待兩岸服貿協定呢？首先，兩岸服貿協定是ECFA架構下的一環，所以「服貿」不能孤立地考察它的利弊得失，而是要把包含「服貿」在內的「貨物貿易協定」、「投資保障協定」和「租稅協定」當作一個整體來考察。其次，ECFA是台灣進入東亞區域一體化進程的重要突破口，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多元多極的互利機制和地緣政治的格局，以及由此醞釀的區域結算貨幣，都是抑制或對抗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可能選項。因此，兩岸服貿協定雖然是「自由貿易」，但卻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有著完全不相同，甚至是對抗性的內涵。

以「反服貿，反自由貿易」為號召的工人運動，背後存在著反對一切「自由貿易」的企圖，而不對「自由貿易」進行必要的性質區分。顯然我們並不處於世界革命的高潮，工人運動也還沒有力量推翻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安排的世界貿易體系，相反的我們正處於全球工人運動退潮，台灣產業外移導致大量工人退出勞動現場的處境。這種高蹈而看似激進一反到底的訴求，只能召喚貿易保護主義的幽靈，而以台灣過小的市場規模，對外貿易依存度大的特性來看，貿易保護就意味著與世界經濟脫鉤，與東亞分工斷裂，其結果是更多工人被排斥在勞動現場之外，成為失業工人。若工人運動的策略是製造更多勞動現場之外的失業工人，而不是讓更多工人進入組織化的勞動現場，不是讓更多工人掌握著社會的主要生產力。那麼，談「工人團結權」、談「自為的工人階級」就都是空中樓閣。

最後，我認為服貿問題不是「反服貿」或「挺服貿」截然二分的問題，在「反」與「挺」中間存在著灰色地帶也要被指明。「服務貿易」既然是「自由貿易」，就像所有的貿易協定一樣都是為了讓具有較高流動性的資本、商品和技術首先受益，那些相對缺乏流動性的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和勞動力，則可能未享受好處，甚至會間接受害。所以勞權會〈十點聲明〉中便提出「為了公平地分配經濟生產的所得」，工人運動應該做的事情。也就是說，那些想要藉由「反服貿，反自由貿易」來維護工人利益的主張，其實是看錯了醫生，給錯了藥方。貿易保護主義維護不了工人利益，因為那既不是台灣的現實，也不符合工人的利益；甚至，這種不分青紅皂白將「自由貿易」反對到底的口號，就像是被普魯東的工人砸毀的機器，只是工運思想貧困下的產物。同時，也為台灣自身工人運動的失敗找到便宜的脫詞。

誰下令「反服貿」？（毛鑄倫）

誰下令「反服貿」？圖為2006年譚慎格身吹台獨T-shirt稱「台灣早已主權獨立」。（網路圖片）

文／毛鑄倫

3月18日晚間9時許，一群頗有「社會運動」經驗的跨校大學生小組織，趁著立法院警力不足且疏於防備，迅速的衝進立法院，佔據議事大廳，展開了以訴求馬英九總統親自道歉與對話、推翻兩岸服貿協議、立法監督與控管一切兩岸協議等為目的的「學運」。

由於這次行動造成1949年中華民國中央政府遷台以來首次「國會淪陷」，它所包含的意義十分複雜，其提供給所有觀察者的解讀，更將呈現分歧多元。這一枚「台灣民主」走到今天結出的苦果，台灣朝野藍綠與整個社會，都只得品嚐嚥下。更悲哀的是，這是一個難解到無解的弔詭死結，始於李登輝主政開始全力追求，扁、馬跟進添柴煽火的「台灣特色」自由民主體制，根本無知亦無能解開這個災禍。

台灣確實已瀕臨斷然求變、奮起自救，還是載胥及溺、沉淪沒頂的歧路之前。但是，去否定ECFA、作廢服貿協議，卻恰恰是選擇後者。這讓人現塲目擊到台灣社會洶湧的「白癡化」與「自我毀滅」逆流，悲劇性地由我們的下一代青年，意氣風發慷慨激昂的演出。

今年（2014）是美國國會通過其「國內法案」──《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 TRA 1979）的35周年，美、台兩地舉辦多場針對該法案的研討會。除回顧檢討，更有學者刻意利用研討會場合，提出在中國崛起與美國推動「重返亞洲」的戰略背景下，基於美國國家利益為核心考慮的不同立場論點，而美、台藉著這個題目展開的互動，呈現出不少可供兩岸中國人深思的重點。很明顯的，台灣藍色一方，關心憂慮並企圖防阻美國萌生的「棄台」念頭；綠色一方，則是卯上丑表，向美國搖尾「自薦」，將全力配合，為主子「重返亞洲」貢獻服務。台灣藍、綠雙方在這個問題上的分工，以及扮演合作雙簧角色，立法院裡的「學運青年」，知道嗎？

哀楊逵精神的失落（鄭鴻生）

楊逵與葉陶（網路圖片）

文／鄭鴻生（作家）

近日在反服貿學潮中，看到楊逵的外曾孫魏揚也牽涉到進佔行政院的事件，感慨萬千，不禁想起四十多年前與楊逵先生的一段歷史因緣。

民國六十一年夏天，在保釣運動所帶動的台灣學生對兩岸歷史的重新認識的動力與氣氛下，我們有一個機會來到台中大度山上的東海大學，透過老友的介紹認識了在大學附近開墾一片花圃的楊逵先生，重新串起台灣戰後新生代與抗日前輩的歷史連結。

這是我十三年前在拙作《青春之歌》裡的描述：

在這種求變的氣氛中，林載爵也困頓地摸索著求學的方向，與在台北的我們一樣處於釣運之後的變局之中，一九六○年代的台灣啟蒙前輩並未能提供令他滿意的答案。這時他在東海校園周遭一貫的上下求索中，一個偶然的機緣走進了學校對面的東海花園，去認識了花園主人楊逵，並因而開啟了我們重新認識台灣左派歷史之門。…… 

……民國六十一年間，正當我們在台北摸索著左翼的另類方向之際，再一次來到東海。載爵這次又興奮地向我們說起另一個大發現，這次他發現的就是台灣的左派前輩楊逵，以及他所寫的一部描寫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小說《送報伕》。他興奮地拿出手抄的《送報伕》來給我們看，當我們讀到這篇日據時期所寫的小說結尾：『我滿懷信心，從巨船蓬萊丸的甲板上凝視著日本帝國主義佔據下的臺灣的春日，那兒表面上雖然美麗肥沃，但只要插進一針，就會看見惡臭逼人的血膿的迸出。』這段話真是令人熱血沸騰。我們又得知將日文原著翻譯成中文的竟是三十、四十年代大名鼎鼎的胡風，心裡更是有數了。於是載爵又帶領我們越過馬路到東海花園去拜訪小說的作者。 

楊逵這時住在花圃中的一個簡單農舍，讀小學的孫女楊翠陪伴著他，還有一位與他一起坐牢的農民同志在花園幫忙。他對我們這些後生晚輩的來訪很感欣慰，每次總以台灣傳統的米奶款待。他已安於歸隱的園圃生活，對過去的歷史並不多談。然而我們還是從他這裡觸摸到一些日據時期的農民運動與工人運動的風貌，而能將台灣放回第三世界的格局之中。 

這可是我們一年來的另類摸索可以具體接得上的歷史線索，而且是由楊逵這一位有血有肉的歷史參與者來向我們呈現的。然後當得知他曾將大兒子取名為楊資崩，以期待資本主義體制的崩潰時，我們這些後進對於台灣左派前輩信念之強烈與情感之浪漫，更是感到萬分地震撼與折服。 

為了追尋前輩的足跡，載爵開始探討台灣歷史與文學，並挖掘楊逵的這段歷史。他先為《東風》寫了一篇〈訪問楊逵先生──東海花園的主人〉，不獲校方准許刊登，於是又再發心撰成〈台灣文學的兩種精神──楊逵與鍾理和之比較〉一文，登上了台大外文系顏元叔教授主編的《中外文學》，楊逵遂再度為台灣的知識界所知。楊逵被載爵挖掘出來之後，重新與當時台灣的文化知識圈掛了鉤，他所代表的的歷史意義遂重被肯定。我們高中時代的朋友林瑞明還因此機緣，後來以林梵為筆名寫了《楊逵畫像》一書。 

不管如何，在左翼傳承幾乎完全斷裂的這時，楊逵的重現代表著與此傳承重新接軌的一絲希望。在這之前，我們曾透過[各種可能取得的書刊來重新認識台灣日據時代抗日歷史與前輩]，但是畢竟需要真實人物如楊逵者的現身，才能讓我們真正觸摸到台灣過去的左派傳承，才讓這個斷裂後的藕斷絲連有了重新接合的可能。

此後我在畢業、當兵，而於民國六十四年出國之前，就屢屢來到東海花園拜訪楊逵老先生，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在台中成功嶺接受預官訓練時，曾在寫給友人的信上如此提到：

昨天中午從營裡放假出來，我直奔大度山上載爵處，待了一下就同他到東海花園去了。他是去做工的，我也跟著換了雙破鞋，捲起衣袖褲腳，跟他挑水挖土澆花。搞了一兩個鐘頭卻一點也不累，對自己的體力甚感滿意。我們一直待在那裡吃了晚飯，飯後大家喝紅標米酒，抽長壽煙，啃著花生米。楊老先生酒酣耳熱之餘，暢快談起當年往事。我們聽著他用那蒼勁的聲音，東碰西撞地講起似乎已屬上個世紀的英雄故事，隨時又穿插著他小孫女清脆的笑聲，對照起我那軍隊的受訓生活，真有如置身世外桃源！

楊逵的抗日意識乃是基於弱小的殖民地人民反抗日本帝國壓迫的動力，而當年這一種反抗的資源主要是反抗帝國主義的左翼思想與第三世界意識。這個反抗所反對的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而已，更是其所從出的歐美現代帝國對全世界弱小民族所進行的領土侵略、經濟剝削與文化摧殘，這是反對帝國主義壓迫、追求國家自主發展與互相平等對待的第三世界意識。可以說楊逵及其抗日同志當年的壯舉，是有著這麼一個全球性的反帝運動的左翼連帶的。

思想的貧困：評龍應台評太陽花（趙剛）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提供，伍逸豪攝）

文／趙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前幾天在《自由時報》上看到龍應台部長批評太陽花學運，說它「思想非常薄弱……充滿矛盾跟沒有想透的東西」，好比說，學生宣稱捍衛民主卻破壞法治，嘴上說堅持程序正義，但卻又以行動顛覆了他們自己的堅持。這個批評立即招來了運動指揮者及多名綠委的反擊，異口同聲指責龍女士昨是今非，且謂真正思想薄弱的恰恰是龍女士自己。[1]

《自由時報》把這個消息置於頭版，並且搭配了一張網路上署名「熱血時報」對照今昔的諷刺圖文，意欲對比出昔者龍女士野火燎原何其粲然，今日龍女士墮落反動一至於斯。「熱血」對此「墮落」的「解釋」是八個大字：「通匪令人神經失常。」[2]

記得看了這篇報導，當時的立即反應只能說是「啞然失笑」。龍女士是否真的「神經失常」，不是「熱血時報」說了算，若依我「個人看法」，應該是沒有的，我有過好多論敵，其中包括龍女士，但我從不認為對方是「神經失常」，但當然我說了也不算，按照此間流行的說法──這種問題必須經過「專家確診」。

但若是懸置確診，只就「通匪」這一「病因」而言，以我對作家龍女士的理解，我願意挺身而出，作如下之證詞：龍女士是台灣這十餘年來在文化戰線上克紹冷戰遺業反共不懈的先鋒戰士。長期以來，她以「民主」、「自由」、「多元」的台灣文明論，批判「專制」、「落後」、「野蠻」的現當代中國及其共產革命。在入閣當官之前，她以此為志業密集著書立說，曾發表了喧騰一時的著名批判中共與當代中國的文章〈請用文明說服我：給胡錦濤先生的公開信〉，而前幾年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更是她在這方面的持續戰鬥的攀顛之作。說龍女士「通匪」，反映的是當今學運以及其後的這整個時代精神狀態的一個核心病象：為了我們的「正義」，我們可以完全粗暴地對待歷史。「未來」，於是僅僅是吾人的意志對象。出現了這樣的一種「去歷史觀」，難道不該刺戟吾人嚴肅思想嗎？

作為龍女士的一個長期批評者，由我來為她洗刷「罪名」實感荒謬、無奈，甚至悲涼。然而，我並非徒為龍女士悲，所加於彼之罪固然無稽，但奈何其半自取。聽清楚，我是為當前學運的一種幾乎可說是界定性的狀態而痛心：凡是批評這個運動的，就必然是心神喪失的不正常之人。若問何令致之？答曰，一切唯因「通匪」，而匪即是馬即是中，三位一體。於是，整個島嶼就只存在兩種人了：那光明的道德的不通匪的，與那黑闇的邪惡的通匪的。後者合當引入歷史灰燼之中，不只是因為「通匪」，還更因為他們只有百分之九。這裡有一種流行已久但再攀新高的族類主義、排他主義，以及眾暴寡主義。從這個視角看，於是「反服貿」其實不過是另一個驗證敵我的准軍事口令而已，連我們很多「左翼的」、「批判的」朋友如今也接受了這樣的口令，以之質疑昔日戰友，遑論其餘。「通匪」這個冷戰話語竟然能夠在解嚴與全球冷戰結束近三十年之後，再度成為此間學運的一個日常語詞。光是這一弔詭事實，難道不就該刺戟人們嚴肅思想嗎？在沸騰的熱血中，是否蓄積了大量不為我們所意識得到的冷戰殘餘。

但是當一切複雜的現實與爭議都可以如此義無反顧地簡單一刀切時，歷史和思想又如何能找到它們在運動中的位置呢？學運從來沒有比此時更需要自我批評與外部批評。但是學運在面對它的批評的當兒，卻又只能自我演出它所極力否認的那個病徵──血氣亢奮，思想薄弱。幾乎沒有看到學運領導本身或是支持學運的「學界」對兩個淺而易見的現實問題，提供過他們的反思。這兩個問題是：一、此刻正在島嶼上酲醉狂飆的這樣的一種族類主義與排他主義，是之前的藍綠撕裂的救贖呢，還是變本加厲？二，如果這樣的一種極端善惡二分的「正義感」，再在將來添加上權力之翼的話，那麼是否宣告了一個結合內在恐慌與體制暴力的新白色恐怖時期的降臨呢？古人說，居安思危，那如果居不安尚不思危呢？

「不反服貿的反服貿運動」──試論三一八學運的性質及其可能的啟示（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提供，伍逸豪攝）

共同執筆／向前、伍逸豪（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一、運動的基調與變奏

從三一八學生攻佔立法院、三二三攻佔行政院並遭警方強勢驅離，再到三三○走上凱道，這場「反服貿運動」伴隨著事態的變化而捲入許多群眾。當然，也有許多群眾並未捲入這場運動，或者選擇從運動中離開。

運動在三一八到三二三之間，是群眾數量與運動能量急遽暴增的階段。然而，也恰恰在這個階段，以林飛帆、陳為廷為代表的運動指導部，以及許多直接或間接參與的民眾，都對反服貿問題各自做出了不同的理解與詮釋、不同的認知與想像，乃至不同的選擇與立場。──有的反對程序不公（即「反黑箱」），有的反對服貿本身（認為會對台灣帶來極大的傷害，但不反對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類似的協議），有的反對自由貿易，並認為服貿即是自由貿易，因此應當反服貿。有的人則是反對與中國大陸有任何的接觸，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或是社會的。

因此，我們應當承認所有群眾都有自己參與這場運動的理由。三一八事件之後，知名且政治色彩極右的閃靈樂團主唱Freddy（林昶佐）用「相信直覺吧，不懂服貿又怎樣！」這樣的口號，在社交網站Facebook進行反服貿動員。[1]某種意義上，Freddy這樣的口號是正確的。比方，近代許多落後國家的農民革命從不以灌輸農民任何深刻的左翼理論為前提，而是用「打土豪、分田地」這種牽涉個人利益的口號實現動員。或像阿Q，他未必真正了解辛亥革命的意義，卻能從自己的角度理解從而參與這場革命，並通過他的參與而證明了這場革命確實具有群眾性。就此而言，如果反服貿者對於服貿本身沒有什麼深刻的理解，也不能否定群眾為此得到動員的各種契機。──當然，眼下並不是農民戰爭或阿Q的時代。除非我們確認自己沒有深化認識的能力，並寧願始終依靠直覺所派生的種種理由。

固然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不同理由對這場運動寫下一個屬於參與者自己的瀟灑的「註腳」，正體現出這場反服貿運動的多元性。這也是這場運動能夠催發出如此大的動能的原因之一。但是我們還須進一步追問，到底是怎樣的因緣際會，讓意見紛雜的群眾糾合在一起，從而讓所有群眾拋棄彼此的歧異性，並共同樹立起「反對兩岸服貿，守護台灣民主」這面鮮明的大旗。

事實上，這場始自三一八的學生抗議運動，訴求幾經變化。第一天衝進立法院議場之後，學生們所拉起的布條是「七成五台灣人民要求逐條審查」；接著轉為要求「退回服貿，捍衛民主」；再來轉為「先立法，再審查」，將「台灣守護民主平台」與「反黑箱服貿民主陣線」等學家提出的《兩岸協定締結條例草案》通過立法做為運動首要的目標。[2]三二三學生攻佔行政院之後，運動的訴求再加上「譴責國家暴力」。到了三三○在凱達格蘭大道的集結，林飛帆與陳為廷英雄式的出場（夾道民眾歡呼「選總統」[3]），以嘉年華會式的氣氛在晚間七點宣布結束。

在訴求與動員氛圍不斷轉化的情況之下，以林飛帆、陳為廷為代表的運動指導部，將運動訴求緊扣在突出「台灣」與「中國」之間的對立，並淹沒了所有直接或間接參與運動者的個別主張。比方，在這場高舉「反服貿」大旗的抗議運動之中，服貿本身恰恰是遭到隱沒的問題。因為現場參與及支持的群眾所訴諸的是「捍衛民主」、「愛台灣」、「民主與專制的對決」等口號，就算立法院現場明顯區分出獨派區塊（主要集中在中山北路）與學生區塊（主要集中在青島東路與濟南路），但現場不時可見到「台獨旗」、「台灣魂」、「愛台灣」等台灣國族打造工程的象徵符號。

或者還可以這樣說：在運動從三一八走向三三○的歷程中，各種反服貿的理由不但沒有通過這場運動而各自得到深化，運動的基調反而伴隨著運動的發展而愈發顯著。這個基調就是排他主義。誠如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趙剛所言：「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顯著特徵。論述的缺乏，其實弔詭地又是運動之所以能繼續的『動力』之一」，從而指出這場運動的「底氣」其實就是「族類主義（也就是「自家人」的界定）以及反中、反華」。[4]這樣的排他主義一方面以大陸為敵對的對象，另一方面則基於對大陸的敵視，而在台灣社會內部劃出不屬於「我」方的「敵」人。在這種狀況下，無論是「反黑箱」、「反自由貿易」，還是「反服貿」，許許多多的反服貿理由都伴隨著這種排他主義基調的暴露，而在事實上成為這場運動的變奏。但我們還是必須將這場運動的指導部與群眾區分開來。這場運動的基調並不取決於直接或間接參與的群眾，而取決於領導這場運動的指導部。是這場運動的指導部規制了整個運動的性質與發展，而不取決於參與在這場運動中的其他反服貿論據。後者，充其量只在運動中形成了某種變奏或補充。

實際上，三一八事件本身也是這種基調的延伸，並至少從二○○八年陳雲林訪台所引發的野草莓運動、二○一二年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一路延續到今天。這場運動的指導部成員，也是這樣走來的當時主導「反媒體壟斷運動」的學者（中研院法律所黃國昌）與學生（陳為廷、林飛帆）同樣在這次「反服貿運動」中站在最前線。而這次運動無異是排他主義的又一次操兵。

排他主義宛如一種普照的光，將其他一切色彩淹沒其中。

評反服貿運動之一：反服貿運動、全球化與階級問題（杜繼平）

文／杜繼平（《批判與再造》總編輯）

前言

台灣的反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運動自3月18日晚一些學生社團與社會團體佔領立法院，到3月30日發動十幾萬群眾遊行集會，與馬英九政權較量了十三天，仍陷於雙方僵持不下的狀態，暫時還無法落幕，但整個運動的性質與涵義已可判定。

反服貿運動之引起廣泛的注目，一是採取了看似激進的突襲攻佔立法院、行政院的手段，為舉世所罕見，一時之間，轟動台灣島內外；二是他們提出的主要訴求觸及了台灣政治、經濟面臨的重大問題；三是站在第一線充當檯面人物的青年學生用清新的形象，妄自以代表台灣人民之姿發言，雖然這個運動背後有著龐大的社會與政治勢力的支持，他們只是馬前卒。

反服貿運動提出的主要口號是「退回服貿，捍衛民主」，把關乎經濟的服貿協議與屬於政治的民主問題掛鉤起來，在他們發表的「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中透露了對代議制民主的不滿，也附加了一些反全球化的語言，企圖給自己塗抹上看似左翼的色彩，令不少人目眩神迷，或困惑，或附隨，然而，稍加追索，便可洞悉隱藏其後的是恐中、反中的非理性心理，主導整個運動的動因是反對兩岸統一的台灣自決意識。究其實際，這個運動既無知於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現實也沒認清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這場抗爭與附從者的反應，可謂充分反映了台灣社會相當一部分人的集體心理與意識，很有必要加以剖析，一探究竟，以揭露其貌似進步實則保守反動的本質。

以下就反服貿運動所涉及的經濟、政治、兩岸關係三個方面，分別評論。

反服貿，問錯問題給錯答案（兩岸犇報）

文／《兩岸犇報》68期社評

數十萬人一擁而上，一哄而散。這個夜裡，從亢奮中鬆弛下來的台北，寧靜、安祥，有一點滿足，有一點抓不著邊際的空虛。看起來，「兩岸服務貿易協定」是Z > B或B > Z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給它填補上什麼內容，一反到底。

整場運動的議題像風一般的快速流動，有人堅持程序正義，有人反對自由貿易，有人厭倦政府失能、更多的人譴責國家暴力。議場內，學生義正詞嚴要總統聽從人民指揮，議場外，麥克風借力使力流竄著「反中國」的情緒。學生們的焦慮不無道理，他們都有些忿懣，對未來感到茫然。他們出生在「民主化」，成長在「去工業化」。「22K」是二十年來在WTO架構下奉行新自由主義貿易政策的世代苦果；「找不到工作」是東亞分工重整，產業外移的客觀代價；「政府失能」是藍綠惡鬥的必然結局；「反中國因素」是台灣優勢盡失的逆反情緒。

過去二十年來的經濟停滯，資本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難辭其咎。開放農產品進口沖擊小農經濟的賡續，導致台灣農村瀕臨破產；促進資本流動造成產業外移，藍領勞動者的就業受到排擠；近200萬高消費人口為了生存出外打拼，日常消費都在境外完成，勢必影響為數眾多的零售流通業店家老闆的生計。更要命的是，西方霸權國家為了緩和危機濫印鈔票，一方面通過貿易逆差將通貨膨漲轉嫁到新興工業化國家；一方面放任過剩資金在金融市場和房地產橫衝直撞。這一切的後果，在在都要由大多數出身於小農、小商品生產者和受僱勞動者家庭的青年學生來共同承擔。

平心而論，這是一個全球化的問題，台灣自無例外，要不是有中國大陸的和平崛起作為後盾，今天的處境恐怕更加艱難。令人遺憾的是，過去作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客觀結果，如今卻成為學生們在主觀上反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特別是反對「兩岸經貿安排」的口實。沒錯，所有的貿易協定都為了要促進生產要素與商品的自由流動，具有較高流動性的資本、商品和技術必然在過程中首先受益，而相對缺乏流動性的小農、小商品生產和勞動力，非但沒有能享受立即的好處，甚至會間接受害。但是，運動者如果簡單的把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與區域一體化下經貿協定直接畫上等號，以反新自由主義的邏輯來反對ECFA及其相關協議，恐怕是只看到現象上的同一，而沒看到本質上的差異。

反服貿聲中TPP已上場（曾健民）

馬英九參加TPP／RCEP策略研習會（總統府）

文／曾健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撥開虛假話語，看真相。是反「服貿」嗎？顯然不是；正確說，是反「兩岸」「服貿」，重點在反「兩岸」。會反「自由貿易」嗎？可能口頭上反反，不會當真，更不會為此「占領立院」，特別有關與美國、日本的自由貿易更不會。不信看看，遠的，從70年代末以來的台美貿易談判、301條款、WTO；近的，去年7月剛通過的「台紐經濟合作協定」，實質接近完成的「台星經濟協定」，不但沒有人反對還慶幸台灣取得了美國TPP的入門票。美歐日服貿早已化身為台灣生活的一部分，如7-11。跨國壟斷資本早已化身為「台灣意識」。

TPP這個美國跨過WTO框架新的全球掠奪議程，大大超過傳統的自由貿易（更遑論什麼服務貿易了），將帶來更全面澈底的掠奪，但蔡英文、馬英九等所有口說「愛台灣」的政客向來都近乎哀求地要美國讓台灣加入；視TPP為玫瑰花路，把加入被跨國壟斷資本掠奪的行列看做進入天國。在高舉反服貿大旗捲起漫天反中大合唱當中，美國天使翩然來臨，史雯珊宣教說：美台是「緊密」夥伴關係，美國「歡迎」台灣加入TPP。她獻出TPP的玫瑰花說：這是「高品質」的自由貿易協定（FTA），對加入者有利。

啊！多麼誘人「高品質」的對加入者有利的TPP！不過幾天台灣又會與美國在華盛頓談TIFA「高品質」的TPP，反嗎？

「318事件」反映的台灣學運軌跡與趨向（毛鑄倫）

文／毛鑄倫（台北大學退休教授）

3月18日（週二）夜間，一群為數約百名的台灣幾所大學的學生，趁著警衛人力薄弱與倉促不備，攻入並佔領以議會大廳為主的立法院，開中華民國立法院遷台以來，首次遭到由外而內侵入的「抗爭力量」全面掌控。這是非常的大事。它的原因與包含的意義複雜多元，因此，朝野、兩岸、中外各界的解讀，便同樣呈現混亂分歧，這必然加劇台灣內部的分裂衝突，有火上加油的效果。必須指出，此一事件的爆炸性演出，預告了從現在到年底的「七合一」選舉，到2016年的總統大選，台灣將淪陷在此起彼伏的社會動盪漩渦之中，進入名符其實的「黑暗時代」。 

國民黨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潰敗後退守台灣島，當局「反省檢討」後有一重大結論，就是必須嚴格控制思想，免蹈覆轍。在這個指導政策下，各級學校尤其是高中、大學，便都被嚴密的校園黨務與情治系統所「監視」。此一業務的各級主管與第一線工作人員，他們的職責是注意與發現學校裡有「左傾」或「台獨」言行的師生，予以及時的扼制處置，防杜其擴散坐大。 

這個在各大學中執行的政策，為求有效，它很快的發展出務實的操作「潛規則」，將校內上自校長、教授老師，下至學生、職員，吸收編納，組成一個網狀系統，協作維護校園的「安定」。但是，這個政策的核心，仍在「思想工作」。學校裡面任何一個涉及這種業務的角色，都應該具備較之工作對象不低或高於的「人品」與「思想理論水平」，只有這樣，才能爭取到他們已經公開或半公開的「校園身分」能被諒解接受，否則，這個在台灣早就是校園常識或常態的「國民黨機制」，造成的最大弊害，就是在校園尤其是大學中充斥的「人格懷疑」與「學識蔑視」風氣。台灣的大學，即使是一流學府，在這樣的長期「政治污染」下，快速的墮落成「人格虛無主義」與「學術勢利主義」的人才訓練班。這其實是在自掘墳墓。因為我們只會因此收穫一代比一代更冷酷自私、虛假譁眾、不擇手段、無能不負責任的「社會菁英」。 

台灣的大學生與校園中尚具道德良知的師長，早自上世紀60年代已然察覺這個進行中的惡化逆流，提出呼籲警告，企圖奮起扭轉乾坤，其重大的行動可以「自覺運動」與「保釣運動」為里程碑。但是：一、國民黨不可救藥的杯弓蛇影心結，儘管口頭表面文章肯定學生的純潔熱情憂國憂民，暗地習慣性的偵查監控收買分化，稀釋與扭轉運動的主旨與方向，以此做為「解決問題」的不二法門；二、在美、日對台灣有步驟有目的的影響下，早期台灣的學生運動，雖仍能秉持中國認同的民族主義精神，連結繼承民國以來青年救國運動的主流，但當它發展到70年代後期，運動的主訴出現異變。簡要的說，它要求的是憲法層次的國體改革，目標是終結台灣光復後的「KMT-ROC體制」，幻想台灣可以脫胎換骨的步入「非中國化」新國家。這是以「反共」合理化做為充當西太平洋美、日霸權主義「反中制中」馬前卒的「台灣命運選擇」。 

學生「佔領劇」後面的政治鬥爭（官土生）

文／官土生（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問題不在什麼服貿，什麼是黑箱作業，什麼捍衛民主，問題的本質在恐共反中，在推倒馬英九，以及在兩岸交流中設下路障拒馬。問題不在學生如何勇猛佔領立院，小孩如何鬧事。問題在學生背後大人政客的政治鬥爭，把學生推上了政治鬥爭的舞台。 

在這場以學生為代理的政治鬥爭中，所有反馬反中還有投機政客都提刀上場，在學生舞台的後面刀光閃閃。他們的敵人不是誰，就是馬英九和中國大陸；還有後馬英九的權力爭奪戰，實際也已在這裡開打。他們不是要推翻政府，而是要換政府，不是反服貿而是反馬反中。 

是誰先拔去了警察的牙齒，縱放學生蜂擁進入立法院？誰有警察權？不是王金平麼？沒有王放棄警察權，學生佔領立院的舞台劇搭得起來嗎？這是政治狠招奧步，為了自己前途的最後一搏，拆了立院也在所不惜。北市警局核准了反服貿集會活動，範圍包括立院和總統府周圍，合法活動即時生效，沒有期限。這表示讓有牙齒的警察保護這場以學生為代理的鬥爭舞台劇，讓政治鬥爭延燒街頭遍地開花。誰是北市警局的主管？郝龍斌用這種方法表示不「介入」，在這個時刻，等於加油添火，讓他燒旺。民進黨巨頭不是馬上綁著頭巾排排坐在那邊嗎？國民黨那些烏合之眾第一時間鳥獸散，各自逃生，好像不是國民黨立法院的立委，跟立法院沒關係一樣。後馬英九權力鬥爭的槍聲已響起，CNN、日本《產經新聞》等國際嗜血媒體，早已架台放送加入戰局。是誰在後面獻策、發錢、送便當茶水？只有某位在野黨競選總統者嗎？恐怕不止吧！AIT、CIA養那麼多人閒著嗎？美國不是剛在烏克蘭、泰國、委內瑞拉、埃及、敘利亞用慣技「『民主』議題革命」搞政變扶植傀儡政權嗎？在美國策士的腦袋中，這是一場廉價的台版「民主」議題「轉型」，不叫「政變」。 

「台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

文／說書人

服貿本身的爭議在3月23日學生衝行政院之後，多數的討論已經轉到「國家暴力」上，但義憤與譴責之餘，矛頭卻只對準國民黨馬江，說明了思維跳不出藍綠框架。

3月26日勞權會發表一篇聲明（全文），從資本主義現實的狀況出發，既肯定服貿同時也批判服貿，同時並舉兩岸經貿往來有利於東亞和平與階級鬥爭的重要性。而當天勞權會會長羅美文在經濟部前的講話（影片）與這篇聲明，在網路上被戰爆，更多人是跳出來指責勞權會與羅美文是「假工運」，以「統派」的標籤關上理解的大門。

3月27日台大政治系部分系友在社科院門口發起焚燒江老師著作的活動，一位政治系學生接受訪問時說：『前幾天行政院動用警力驅離現場的學生與民眾，是台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新聞連結）

『是台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這句話對我的衝擊很大。我不可能替國家暴力背書或說任何話，但當大家選擇走向反抗之路上，就必須認清暴力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必然手段（政治系的學生會不懂嗎？），你不能把學生號召去「革命」之後，又用眼淚來相互取暖，這只會讓流血這件事變成無比廉價而已。

到底是什麼原因會說出『是台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這句話（同時臉書上又瘋狂轉載一部影片，其中一段說「噴水車從歷史課本裡走出來」），彷彿國家暴力只有在這次行政院事件才出現，以前從來沒有。我對這句話耿耿於懷。日據時代台灣人反抗被鎮壓，台灣人卻說日本殖民者給我們帶來了現代化，而當時的「國家（外來殖民者）暴力」卻成為現在的緬懷對象。我能為『是台灣社運史上未發生過的暴力鎮壓事件』這句話找出的理由只有：它仍然是在號召反馬反國民黨。這場運動不斷撇清藍綠惡鬥的標籤，但卻不斷在循環著藍綠惡鬥的模式。

（羅美文參與罷工的海報，1988年）

再回到羅美文身上。「羅美文是假工人」！「勞權會不搞工運」！還記得1989年的遠東化纖罷工嗎？羅美文與其妻子黃秋香都是當時罷工的靈魂人物。遠化罷工遭到官方與資方的強力鎮壓之後，羅美文與黃秋香仍然走在工運的第一線。2012年社會所關注的華隆罷工，不斷能看到羅美文與黃秋香在現場奔波穿梭的身影（很遺憾的，現在的人只記得陳為廷）。而羅美文與黃秋香正是從自己的勞工立場出發，在這二十多年以來的工運實踐過程中，建立了對於社會主義與中國統一如此階級與民族雙重解放的科學認識。難道當時的鎮壓不是國家暴力？難道支持統一就不是工人？

思想與學運（趙剛）

文／趙剛（東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發生在24日凌晨的事件是不幸的。國家暴力是要譴責的。然而（還是必須然而），這個暴力歸根究底並非來自肉身個人，而是源自民族國家體制。換句話說，不論是資本主義政權或是社會主義政權，當面對這樣的挑戰，暴力或非暴力，反應大致如此。相對於台灣知識圈所向來崇奉的歐美日，就以警察為代表的國家暴力而言，台灣的國家暴力客觀地說還是最「文明的」，或最「軟弱的」──這應是無爭議的。如果藉此機會讓對暴力的訴苦譴責能夠上升到「民族國家與暴力」的論述高度，那或許應該是更有意義。

但論述的缺乏或無法提升，恰恰是這次「太陽花學運」的一個顯著特徵，無言且客觀地反映在運動訴求的朝夕變騰。原因至少可以從兩方面探索。首先，這是在「歷史終結」或「意識型態終結」的當代社會中相當普遍的現象；尤其發生在諸多第三世界前威權國家的「顏色革命」，就都是嚴重缺乏論述的。其次，若從在地歷史來看，從野百合到野草莓到太陽花，也有一個缺乏論述的祖孫系譜。在常識中，反威權爭自由，一如反惡霸強梁，固然「不需要」論述，但在台灣這些年來的主流論述裡，特別是在與中國大陸在進行志得意滿的對照時，台灣不早就不是威權體制了嗎？那麼，為何運動一起，還是得繼續沉浸在這種論述缺乏的狀態中呢？這個運動裡的某一側翼，雖然位居邊緣而且有其一定的進步性，但如果只靠舉著一個不分疏的「反新自由主義」旗幟發聲或發願，也一樣反映了論述的缺乏，但這一翼可以另外討論。

論述的缺乏，其實弔詭地又是運動之所以能繼續的「動力」之一。因為運動所依賴的更是某種「我群」的情緒，而非現實的分析──這只要想到「懶人包」就思過半了。老實說，如果運動是建立在冷酷的現實主義基礎上分析的話，馬英九政權的思維模式──經濟與政治二分，經濟上利用中國崛起尋找台灣發展機會，政治上繼續親美親日反共──又如何以及在哪些地方是運動的敵人呢？除非運動堅稱台灣必須在政治與經濟與所有其他議題上，都要與「中國」完全切割；他們做他們的「支那人」，我們做我們的「台灣人」。設若並非如此，那麼運動的論述是什麼呢？如何看待台灣依存於貿易的現實？如何立足於東亞地緣政治？如何追求兩岸和平？如何凝和分裂社會？……。這些問題所需要的不是情感或是「確信」，而是「責任倫理」。

不客氣地說，情感與確信，固然讓持有者因他者邪惡而自我感覺良善，但是否有可能良善的自我感覺恰恰是指向一個更悲慘的地獄之境呢？未來不可知。退一步而言，運動話語或懶人包所指出的那些未來如何如何恐懼，是否是讓已經不待未來，而在過去這二十年來已經存在並步步加深的各種社會問題，找到一種懸置或麻木的方式呢？在這種感覺結構裡，最可怕的是台灣年輕人將來要向大陸人租房子，而非現在早已買不起、早已只能租房住，而且薪水也早就不夠了。

楊逵的台灣人脊梁（曾健民）

楊逵（網路圖片）

文／曾健民（台灣社會科學研究會）

猛闖政院的青年學生中，有位分配至民進黨姚文智立委辦公室實習的財團法人小英教育基金會實習生魏揚，看了報導才知他是楊逵的曾外孫。在這場景看見魏揚身影，不禁想起楊逵一生的精神。

雖然兒子經常會叛逆父親，孫子也不保證與祖父一樣，但在這個時刻重提楊逵精神，盼參與運動和支援運動的市民，甚至在後面添油加火的政客，平心靜氣重溫這種精神，為台灣今日閉鎖的處境找一點出路。

在台灣爆發慘烈的二二八事件時，楊逵在混亂中沒有被漫天虛假的激情蒙蔽，當時他寫下了〈二二七慘案真因〉，語義深長地說：「我們知道兄弟相鬩之不利，以血洗血之不該」，「這次民眾的義舉，並非要反抗國民政府，也不是要離叛祖國，更不想要做哪一國的殖民地，只是要提奸拿賊而已。」 

在二二八事件後，楊逵致力彌合內外裂痕，堅持省內外同胞的民族團結。帶領一批年輕人下鄉教導「用腳寫作」的文學，並積極建設台灣新文學，在「橋副刊論戰」中他寫了〈台灣文學問答〉，主張：「台灣是中國的一省，台灣不能切離中國」，他敏銳認識到當時美國日本借著「託管」、「獨立」陰謀，要把台灣從中國分離出去，在台灣文學領域中他抨擊：「如其台灣的託管派、美國派得樹其幟，而產生他們的文學」才是「奴才文學」，他們「雖有主子的支持鼓勵而得天獨厚」，也不得人心。

1949年初，國共內戰波及台灣，楊逵發表〈和平宣言〉，再度警覺到外力介入的「獨立」、「託管」，第一條便要求：「請社會各方面一致協力消滅所謂獨立以及託管的一切企圖，避免類似二二八事件的重演。」並呼籲從速「政府還政於民」、「遵照國父遺教，由下而上實施地方自治」。楊逵後來因此下獄，刑期比日據時期幾次加起來的時間還要長。

「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傅斯年」

（網路圖片）

文／說書人

很多人在轉貼傅斯年的這段話，老實說，我非常認同傅斯年校長的作法與說法。

但是，轉貼的人又有多少人知道這段話的背景？

1949年「四六事件」（抱歉，不是大家掛在嘴上的「六四」）爆發前一晚，傅斯年對當時負責驅離學生的彭孟緝說了這段話：「我有一個請求，你今天晚上驅離學生時，不能流血，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彭孟緝則如此回答傅斯年:「若有人流血，我便自殺。」

而「四六事件」發生的背景，是當時台灣的進步青年眼見祖國內戰情勢節節高升，而發起運動共同聲援大陸青年的「反內戰」、「反饑餓」與「反迫害」的浪潮。以台大學生組成的「麥浪歌詠隊」為例，他們唱的歌曲《你是燈塔》、《你是舵手》及《王大娘補缸》就是大陸的學運歌曲。

當時受國民黨迫害的學生，面對「國家機器暴力」，選擇的是更加堅定地反對內戰，從而許多台大的學長回到大陸，參加社會主義革命道路，畢生堅持中國統一。

我想說的是，大家眼中現在台灣的「混亂」或是「秩序」，都是完全抽離歷史的。現實需要歷史，運動需要歷史，當然，大家對於服貿的反對或支持同樣需要歷史。

你可以選擇不當中國人，完全燃燒台灣魂。但是，就算你把兩岸當成兩國，如此接近的鄰國也需要和平來維持關係，而兩岸的經貿往來從完全禁斷逐漸走向開放，這是一種進步，不只是經濟利益（或者有人當成收買台灣），更是通往和平的一種機制。台灣內部的對立，反映的其實是兩岸的對立、緊張與衝突。

當你穿著NTU的長袖帽T衝在前面說「我們是台灣人」時，當你轉貼著傅校長這段話而流淚的時候，請你想想當年台大學長是如何為著反對中國內戰、要求和平而付出的貢獻，當然，他們也流了血，甚至犧牲了生命。而且，其實傅校長也是大家很討厭的「中國人」，他在1949年的校慶演說中也提出了：「敦品、力學、愛國、愛人」，成為台大沿用至今的校訓。（「力學」後來在閻振興校長時期改為「勵學」）

當你剝離歷史在看傅校長所說的話，所能夠得到的，就像是「每隔60秒就有1分鐘會過去」這種看似哲理很深，其實很空洞的「至理名言」。

關於「四六事件」可以參考藍博洲的文章〈一九四九年四六慘案始末〉（非懶人包）：

（上）http://huzhuhui.org.tw/?p=691

（下）http://huzhuhui.org.tw/?p=690

延伸閱讀：傅斯年（維基百科）

服貿協定，立院藍綠對決的一齣扮仙戲（兩岸犇報）

文／《兩岸犇報》67期社評

傳統廟會活動，野台戲在「正戲」開演之前，總會先來上一齣酬神祈福的「扮仙戲」，雖然台下觀眾寥寥，但卻酬勞極高，主要目的是向神明祝賀、祈福，而非供你我凡人觀賞。此戲演來枯燥乏味，藝術性不高，儀式性極強，唱腔唸白皆用「官話」，《三仙會》、跳《加官》、接《金榜》一個個套路下來，「西皮、福路」南詞崑腔，台上好不熱鬧，台下四顧茫然。

每年春天開議的立法院，照例也要先演上一齣「扮仙戲」，戲碼年年翻新，形式千篇一律。只見立委諸公不分朝野，嘶吼、拉扯、打群架，爭先恐後霸佔主席台；滿朝文武行禮如儀，閉目、打盹、玩手機，一律枯坐備詢台。什麼法案、預算、人民福利盡皆無關宏旨，只有上得了鏡頭，佔得了版面，露得了臉才是王道。戲曲裡的「扮仙」，內容雖然枯燥，加官晉爵，福祿壽囍，終究反映的是台灣人民素樸的價值觀與人生目標；現實世界裡的「扮仙」，政治人物賣力演出，心裡盤算的卻是豐厚的彩金，是那一張張可以堆疊出個人權勢與財富的選票。

今年上演戲碼叫做「服貿協定」，熱鬧可期。議場裡的歹戲拖棚，有人說是「逢中必反」，其實是綠營只要碰到國民黨就「扯淡」。郭正亮說得好：「民進黨還把服貿上綱到中國『以商圍政』，既然如此懷疑兩岸經貿的政治動機，為何還要放任執政縣市長不斷赴大陸希望開闢直航、爭取陸客、甚至爭取陸資投資？」證諸歷史，過去把ECFA說成洪水猛獸，是中共的木馬屠城，如今海峽兩岸，綠營人士絡繹於途。2012年大選，蔡英文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專訪時還表示，她當選總統後不會廢除，也不一定會就ECFA新的內容進行公投。是民進黨的立場反覆？還是選票考量？不，起碼不完全是，真正的原因是「只要國民黨作的，我都要反」，這才符合綠營傳統選民的情緒。因此，你擁核，我就反核，一旦上位我就「反廢核」；你主張「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我就主張「台獨公投」，一旦上位才表明「台獨做不到，就算李登輝再當總統也做不到。」